周易是一部沟通天地人，在著作的结构中体现宇宙意识，是《吕氏春秋》的创作宗旨及结构编排特点。这一特点并非无所依傍、自出机抒，而是其来有目的。其渊源便是《易经》。《易经》的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

　　1、《易经》卦象之后系以卦爻辞这个最基本的结构之中，蕴藏着沟通天地人的信息。《易》经共有六十四卦，卦象是由八个经卦重叠交错组合而成。依据《说卦》的解释，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等八个经卦最基本的象征之物是：天、地、雷、风、水、火、山、泽，卦象全部取自自然现象。卦象来自自然，卦爻辞与人事密切相关。设立卦象的目的，也正在于对应解说人事，预测人事吉凶。这种卦象与文字相对应，天地自然万象与人事相对应的结构，包蕴着沟通天地人的意向。

　　2、六十四卦上经和下经的编排中包蕴着沟通天地人的意向。《易》本经分为上、下两部分，上经三十卦，下经三十四卦。这种分经方式由来已久，在西汉前已经确定。为什么采用了这种分次，而没有采取每部分三十二卦、平分秋色的结构?这种结构编排,是不是隐寓着编撰者的某种哲思?上经起首两卦是《乾》和《坤》，象征天与地，讲的是天道与地道;下经首卦是《咸》，讲的是人道之始。这样，可以说，在对上下经分编的结构安排之中，蕴含了天地人相呼应的关系。

　　《易传》对六爻来源的解说，揭示出《易经》隐含的沟通天人特性。《易•系辞下》曰：

　　易之为书也，广大悉备。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，兼三材而两之，故六。六者非它也，三材之道也。道有变动，故曰爻。

　　周易《说卦》曰：昔者圣人之作易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，是以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兼三才而两之，故易六画而成卦。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，故易六位而成章。

　　《易传》指出《易经》“广大悉备”的特点，即包容天地人，把六爻的来源和性质归结于作《易》者对天道、地道、人道的参照和取用。

　　为什么《易经》会有这样一种结构，是编撰者有意为之，还是无意而成?应该说，尽管后人对编撰者用意的推测与想象，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其原创时的精神，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，即，编撰者如此安排结构，绝非妙手偶得之，而是有总体构想的，否则不可能如此严整缜密。

　　《易经》沟通天人的结构编排体例，在秦代的《吕氏春秋》一书中得到回应。《吕氏春秋•序意》篇对该书的创作宗旨与目的作了如下说明：“上揆诸天，下验之地，中审_之人。”又说：“天曰顺，顺维生;地曰固，固维宁;人曰信，信维听。”这里，同样也对天道、地道、人道，即天地人的固有本质作了界定，确切表明其意在沟通天地人的创作目的和气魄。而且，编撰者的确是依照这个宗旨来设计全书结构的。在把沟通天地人这一宏大观念具体化在书的结构中时，《吕氏舂秋》有自己的特点，与《易经》不尽相同。

　　《吕氏春秋》建构了一个象征性的时空构架，以此来实践沟通天地人这个结构原则。全书分为三部分：十二纪、八览、六论。十二纪是按照春夏秋冬时间序列编排的，是时间纵向流程。而其八览和六论，则正如杨希枚先生所论：“《吕氏春秋》的八览、六论也同样是或象地数，或象天地交泰之数;尤或隐寓六合、六虚、六漠、八极、八表、八弦之类的宇宙观思想。”如此一来，十二纪包纳了春夏秋冬时间概念，八览和六论包纳了天地八方空间概念，二者合起来就是一个涵容天地的宇宙。

　　《易经》与《吕氏春秋》二书不仅在结构编排上有相近似的特点，它们还具有几个共同的基本结构数字：四、八、六。

　　《易经》由阴爻和阳爻两种符号构成，八经卦由三爻组成。这样，二和三就是其最基本的结构数字。这里，我们不说二和三。除此，据《系辞上》的解释，八卦的产生是源于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所谓四象就是四时。八经卦排列组合，重叠成每卦六爻，衍生出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。那么，四、八、六也是《易经》的结构数字。《吕氏春秋》十二纪以春2秋冬四时为序，共六十篇;八览每览八篇论文，共六十四篇，六论每论六篇，共三十六篇。这样，其基本结构数字也是四、八、六，与《易经》相同。

　　《易经》和《吕氏舂秋》都有四、八和六这几个结构数字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，存在着怎样的联系?我们认为，这几个基本结构数字都与时空概念密切相关;编撰者运用它们所要表达的哲学意蕴是一致的，都意在建构一个包举宇宙的时空框架。